《北京共识》一种不自由的资本主义

时间:2020-01-19 作者:
《北京共识》一种不自由的资本主义

这一切听来都非常恢弘伟大、又简单明了,然而,最后也都证明,这一切都错得太离谱。差不多二十年后,美国人就不得不接受这些预言当初是言之过早。在实践中,自由政治无法跟上自由市场的步伐,资本主义正欣欣向荣的时候,它并没有带来自由主义或民主政治。事实上,在二十一世纪,不自由的资本主义(illiberalcapitalism)至少已形成了两种顽强的变体,对作为资本主义治理模式的西方市场民主的优越性加以挑战。

不自由的资本主义的第一种变体是由集权政府管控的拥有各种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迈克尔·罗斯(MichaelRoss)等人指出,俄罗斯、委内瑞拉、阿拉伯和波斯湾国家等属于这一类。这些政府能够在经济自由与一党专政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这些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政府精英能够利用他们的资源,譬如说是石油的巨额收益,「来缓解那些可能要求政府实行民主化的社会压力」。这一过程的关键因素被罗斯称为「徵税效应」。现代化早期的英国、法国与美国的一些历史记录说明,当最高统治者试图增税时,民间要求更多政治权利的呼声就会响起。但罗斯认为,当政府能够从石油与天然气的销售中获得足够的收入时,「它们就可能只收很少的税甚至不徵税,也因此,公众也较少要求政府负政治责任或开放政治参与。」

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也使这些政府有足够的预算去推动大型公共支出与提高就业率的计划。在许多国家中,这使得民众要求民主的压力因而减少,社会组织与抗议活动也较少出现,而这些都是民主的前提条件。政治学家克伦·阿齐兹·乔杜里(KirenAzizChaudhry)对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分析也强化了这一观点,这些国家利用石油收益来实施那些「很明显是用来使民众远离政治、失去政治意识」的计划,用充足的工作机会和更富裕的物质生活的前景来「讨好老百姓」。

不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变体则是那种以出口导向与国家主导为特徵的资本主义模式,它因为在东亚广泛应用而通常被称为东亚模式。至少在最初的阶段,这种模式也採用了同上述资源大国相似的机制来维持经济自由与政治压制之间的平衡。这二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这种模式藉由大规模地生产并出口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追求高经济增长。当然,最成功的案例就是中国。但北京当局只是对一些走在前面的东亚国家的增长模式加以修正而已,这些地方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南韩与日本。

这些被称作「亚洲四小龙」的国家曾经创造了年增长率持续高达百分之八到十的成就。儘管这些案例略有不同,但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徵:廉价的劳动力、价值被压低的货币,以及为确保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提供的高额国家补贴;高水平的国内储蓄能够为国家在产业上的投资提供充足资金;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对提高教育水平与保护国内市场的高度重视。

兰德尔·培伦布姆指出,这些国家还具有一些其他的共同特徵:在发展的最初阶段,比起政治权利,它们更重视经济增长,通常都会在集权主义的统治下经历一段高速的经济增长时期。到了一九九○年代,东亚模式下的许多案例,从战后的日本、台湾和南韩都完成了政治自由化。因此,它们实际上对冷战后美国模式的兴起并没有构成挑战,也没有破坏自由市场能够带来民主多元主义的华盛顿信念。

但接下来轮到了中国。在一九八○年代,随着邓小平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华盛顿出现了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有助于这个国家内部实现政治自由化。一些观察家,包括福山在内,相信中国已经不再扮演传播激进思想的革命先锋队了,“无论后者是亚洲丛林中的游击队员还是巴黎街头的中产阶级学生”。彷彿时光倒错一般,当时大陆的中国人正越来越被他们海峡对岸同胞的富裕和活泼生命力所吸引——这对台湾来说实为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最终胜利。

然而好景不长——就算过去确实如此,如今也非昔日可比。在冷战结束带来的美好时光过去后,美国对现代性的垄断已经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其他国家和文化的自我优越感的兴起,这一切改变了游戏的规则。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飞机跑道上庆祝冷战胜利时,热切期待的一个能够吸引所有世人的「新世界秩序」与共同的全球文化,最终是落空了。如今,世界的权力正在被众多组织和国家所分享。

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印度以及伊朗之间的国际竞争提高了各地区爆发冲突的风险。儘管共产主义已经死亡,但在西方自由主义与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东方集权大国之间的竞赛,又将意识形态的成分重新注入到了地缘政治之中。有些人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社会将会呈现为一个零极体系(non-polarity),不是由一两个或几个国家占主导地位,而是由许多行为体各自施展各种不同的力量。

美国外交关係委员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指出,除了各主要强权如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外,随着经济发展还浮现出许多其他的权力中心:「拉丁美洲的巴西,以及还可能有的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南非;中东地区的埃及、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南亚的巴基斯坦;东亚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印尼和南韩。还有许多组织也加入了这个权力中心的清单,包括那些全球性的(IMF、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地区性的(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东盟、欧盟、美洲国家组织以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还有那些功能性的组织(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

牛津大学的提摩太·加登·阿什(TimothyGartonAsh)为西方起了一个新名字——自由国际之友(Friendsof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简称FLIO。这个名字将西方国家和世界上通过新的资本主义形式获得增长的其他国家区别开来。阿什写道:「我们FLIO必须为面对一个失序的世界做好準备。」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不只是在各方面挑战西方的强权,它们还代表着不同型态的资本主义。在五百多年间,现代化是西方独享的资产。但如今,北京的鸟巢体育场和上海的摩天大楼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现代化,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自由主义的。」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其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叙事中,中国已经成为西方之外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世界的象徵性领袖,在这个世界中,中国的精英们一边享受靠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带来的高经济增长,另一边却有办法保护自己免于外国力量的干涉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结构与西方国家的完全不同。它们并没有全球公民文化的意识,也没有对特定道义责任的承诺,在许多全球议题上,诸如人权、民主法治与气候变迁,它们也不愿齐心协力共同合作。它们只知道它们不要什幺,却说不出它们想要什幺。它们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当然也就不会有关于普世价值上的共同理想。相反的,它们鬆散的关係只建立在两件坚定不移的事上:国家主权和国际市场。

关于国际社会上各国之间的观念与合作模式上的变化,以及中国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我们将放到第三章来讨论。

北京共识--中国权威模式将如何主导二十一世纪?(TheBeijingConsensus)着者:斯蒂芬.哈尔珀(StefanHalper)出版社:中港传媒出版社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售价:HK$92.00香港轻新闻授权转载,点击观看其他章节